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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万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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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首发于Apple4.us，链接在这里：http://apple4.us/2010/08/graphic-calculator-story.html，转载表示认同作者观点。
至少一度，苹果的工程师热衷于在工作之余打造自己的项目。硅谷开始正视这个传统，还要等到多年后谷歌的 20% 策略。但也有人离开了苹果仍孜孜不倦，例如，安迪·赫兹菲尔德离职后为 Mac OS 开发了任务切换软件 Switcher。
但这篇故事不一般，要知道赫兹菲尔德当时向乔布斯要价 25 万美元，而艾维泽和罗宾斯不仅分文不取，他们以积蓄度日，还煞费苦心地逃避安检，潜入大楼。
结果如何？不妨听听项目的发起人艾维泽的讲述。
Pacific Tech 出品的图形计算器由来已久。项目起于 1985 年，当时我还在念书。后来，它变成 Milo，接着又整合到 Adobe 的 FrameMaker 之中。过去的 20 年里，有许多人为它添砖加瓦，苹果在初代 PowerPC 电脑中捆绑了这款软件，不过它的起源却不一般。
我曾为苹果的一个秘密项目工作，但身份并非雇员，而是合同工。不幸是，我们设计的那台电脑过早夭折，永无了见天之日。这个项目受公司政治的影响是如此之深，以至于当团队中的工程师请求技术督导的时候，我们的经理却雇来一位心理学家。1993 年 8 月，项目取消，一年的工作尽数蒸发，合同也因此告结，我失业了。
这付之一炬的辛劳让人即沮丧又不舍，于是我打算继续做下去，完成自己未尽的部分。有人雇我做事，我就想完成它。我的门卡仍能打开苹果的大门，还算好事。
许多人同情我。工程师们认为我做的东西挺酷，当众演示时，同事们总说：「要是我在读书的时候也能做出这样的东西就好了。」当时，苹果有一个项目组负责将处理器迁移至 IBM Power PC，这些家伙对我尤为支持，他们认为我的软件可以展示新机器的速度。虽然他们中无一能雇我，但并不妨碍我在这个松适的环境中继续隐匿地工作。
我对 PowerPC 全无所知，也不清楚如何移植这款软件。就这样到了 8 月。某日晚饭过后，有两个家伙跑来告诉我，除非移植完成，否则他们将在我的办公室外安营露宿，于是我们三人在接下来的 6 个小时内编辑了 5 万行代码。这就像一次精密的外科手术，需要掌握艰深晦涩的知识，包括 Mac OS、Power PC 和这款计算器。如果此事由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人独立完成，则至少需要数周的时间。
凌晨 1 点，我们走了一段长路，来到一间放有 PowerPC 原型机的办公室。我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启动了程序…但显示器却蹦出火焰。我们只好静悄悄地把主机抬出来，以避过烟雾警报器，接着将它连到另一台显示器上。软件没有造成燃烧，只是显示器恰好在那个时候运作失常。图形计算器在新机器上比旧机器快 50 倍，我们玩了一会儿，都觉得「这东西不赖」（这句话在苹果内部已算高度赞扬了）。初次演示虽然令人印象深刻，但还需要数月努力才能将其变为现实。
我找来格雷格·罗宾斯帮忙。他为另一个部门工作，不过合约也刚刚到期，于是罗宾斯告诉他的经理，说我是他的新上司，那位经理并未多问，于是罗的办公室和门卡得以保留。于此相应的，我也告诉人们，罗宾斯是我的新上司。这个二人团队没有经理，因而无须开会，效率也就极高。我们每天工作 12 小时，一周工作 7 天。格雷格有着无尽的精力，而且对细节要求至甚，他通常关在房里整日编程，而我则花大量时间与其他工程师交谈。不过，是我叫他私下来帮忙的，因此我必须和他步调一致。我的卧室里有一扇朝东的窗户，窗帘未遮，所以常随晨曦而起，因此我总是比格雷格早到 10 分钟。也许是认为我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，为了看齐，他便工作到深夜，我见他如此，也不好意思提早下班。这种反馈式的循环使工作效率不断提升。
苹果园区的人们见我俩终日在此游荡，开始怀疑我和格雷格的身份了。一些人问：你们是谁，或你们在做什么？当被问到这类问题的时候，我从不撒谎，我相信公司里寡淡的人情不会把我捅出去。谈话通常是这样的：
问：你在这儿工作？
答：不。
问：那你是合同工咯？
答：事实上，也不是。
问：谁给你发工资？
答：没人。
问：那你靠什么生活？
答：我生活简朴呀。
问：（怀疑地）你在这里做什么？！
对话进行到此时，我会展示一下作品，然后解释道：虽然项目已经取消，但是我打算呆在这里将它完成。我既无贷款又独自一人，因此可以靠积蓄度日。苹果的许多工程师也经历过项目的半途而废，他们完全理解我的动机。
臭鼬工程在当时的苹果中颇为强势，工程师们继续完成业已取消的项目，希望管理层能够重新放行。有时，他们成功了。一个代号叫幽灵的项目，重启不下五次。臭鼬工程占用了工程师们的业余时间，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，而格雷格和我并非雇员，因此无须承担日常工作，我们把臭鼬工程的传统又推进了一小步。
9 月份，一些人搬到我们的办公室，他们注意到我们，不过办公室职员认为我不过是换了一个项目，还没有搬到新项目组而已，这种事情在苹果内经常发生。她问我在哪个组工作，因为职员的位置得由所在小组负责。但当我告诉她真相，她却不觉得好笑，接着，她叫来了保安，命令他们取消我们的门卡，并以毫不疑迟的语气让我们离开。
还好，这个月开始的裁员解救了我们。15000 的苹果员工中，有 20% 失了业，但是名单上没有我俩，因为我们并不「存在」。这之后，许多办公室都空了起来，我们发现了两个，开始每天潜入大楼。我俩在门外等待正式员工的到来，然后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尾随而入，很多员工认识我们，而且我们用旧门卡做掩护，所以也就没人盘问我们。
工作有了极大的进展，但我们无法独自完成，一个复杂的软件需要团队的努力。一人之力可以做出眩人耳目的演示，但是面对上百万顾客的检验，软件的弱点极易暴露，到时候可就惨了。虽然是陈词滥调，但在我们的工作中，第一个 90% 总是容易的，第二个 90% 开始摧残你的意志，最后要通过那专注细节的 90%，才能打造出一款好的产品。制作一个既容易学习使用，界面又友善实用的软件需要开发者拥有难以置信的技能组合，不仅需要技术与天赋的辅佐，还要张弛有度的工作。格雷格和我能做核心工程，但是离一个成形的产品还有很长的距离。
我们需要专业的质量保证（QA），这是一项困难而且耗时的测试，但它能够暴露设计中的失误以及无法在工作中发现的臭虫。好运天赐，两个未曾谋面的质保专员联系了我们，他们从流言碎语间听说了我们的故事。（我俩成了地下事业的化身，一度轰动一时。）他们二位的日常工作是测试系统软件，麻木心智而又无聊，他们主动帮助我们，还说，「咱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老板，好不好？」其中一人是数学博士，另一人之前也写过数学软件。他们真是福音使者，而且立马投入了工作。
接下来，需要有人帮忙攒写三维绘图程序。一位专精于此的朋友找了一个周末，离开他的创业公司，写完了全部代码。他只花了两天，换做我，得需要一个月。
参与这项工程的不仅有这些专家，还有图形设计、文档、编程、数学和用户界面等专业人士的协助，这个项目开始初现曙光。要我说，编程的秘密不是才智，虽然它有所帮助，也不是勤奋或经验，虽然它们也有所帮助 — 编程的秘密是拥有聪明的朋友。
最后，还有一个迫切的问题：当新机器开始发售时，如何才能把软件集成到系统中去呢？这个问题给我带来的恐惧远甚于非法闯入苹果可能遭致的刑事起诉。我和格雷格倾尽的所有汗水，朋友和陌生人的秘密援助，那些耗费的时间、技艺、硬件、软饮料和垃圾食物都将废之一炬。
再一次，我残存的理智被一位陌生人的仁慈所拯救。一天凌晨两点，我的办公室来了访客，他是负责制作 PowerPC 系统盘的工程师。他这么解释：「苹果是一家硬件公司，制造工厂离这里很远。组装线的最后一步是将系统软件从母盘拷入每一台电脑的硬盘之中。我负责创建母盘并把它联邦快递到工厂。坦白说，我决定什么软件入选，什么软件废弃。」 他告诉我，如果能在生产开始前把软件给他，图形计算器就会出现在母盘里。然后，在任何人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前，3 万份装有这款软件的机器已经进入货仓。（现在想起，他也许是在开玩笑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，但这足以鼓起继续前行的勇气了。）
发行一旦有了保证，苹果便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。我们认识的每一位工程师都愿意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俩是正式员工，绝对得不到如此多的资源。 例如在当时，世界上只有 200 块 PowerPC 芯片，大多数被苹果的硬件工程师拿去使用，即便操作系统项目组也只有几十台装有系统软件的 PowerPC 机，但，我们有两台。工程师们半夜来到我们办公室，从门边塞入机器，其中一位说：「据官方统计，这台机器并不存在，你没有从我这里得到它，我也不认识你。请一定不要让它离开大楼。」
10 月，软件已近完成，工程师们希望我向他们的经理展示这款软件。我的办公室挤满了十几人，我并没想有得到他们的支持，只是觉得有必要作出真诚的努力，让官方接受这件事情。做了 20 分钟的演示，赞叹频起，接着，他们问：「你向谁报告？你在什么团队？为什么我们之前没有看过这个东西？」我解释了潜入公司和项目取消的情况，他们大笑，直到意识到我是认真的。然后他们告诉我：「别再这么做了。」
PowerPC 软件部门的经理是一位正在休假的高校教师，PowerPC 市场总监是一位数学老师的儿子。他们看到了这款教学软件在校园中推广的价值，于是立即采纳了它。
然后，事情开始变得奇异。QA 经理派人测试我们的产品（我并没有告诉他，他的手下早已动手了），本地化小组派人将其翻译成 20 种语言，人机界面组进行了一项正式的可用性研究，我身在旋风的中心。不过，格雷格和我依然要潜入大楼，由于没有订单，PowerPC 的负责人无法给我们提供门卡；而没有合同，订单也无从谈起；他们无法伪造合同，而且如果法律知道真相，我们就得离开苹果了。
一日，格雷格潜伏在外，他装作放松的样子。忽然，一位工程师跑上前说，「我受够了你们整天在这里闲晃！」接着，他拨打电话，用我们的名义叫来有关人士。我在他身边听了 20 分钟的谈话：「不，没有订单，因为我们没有付钱给他们。不，没有合同，因为他们不是合同工。不，他们也不是雇员，我们没想雇佣他们。是的，他们必须进入这栋楼，因为他们为我们编写代码。不，我们没有订单号。再说一次，没有订单，我们没有付钱。」最后，他磨灭了园区管理的斗志，他们同意发给我们门卡，但仍要走标准的形式，而我们的身份从合同工变成了勤务人员。当被问到订单号的时候，我和格雷格就套一句万用回答：「签的是免费合同。」第二天，我们拿到了门卡，这是橙色的勤务门卡，和餐厅员工、花匠、复印机维修员的一样。
官方的认可令人激动。忽然间，有更多的人热烈的参与进来，但是，当针对老师和学生所做的可用性测试开始后，我们再一次发现，离大功告成还很遥远。
我一直为我们简单和优雅的设计而自豪，我希望这款程序随同每一台麦金塔发行，所以一开始便打算为所有用户设计，即便是那些对电脑知之甚少而且厌恶数学的人。我想让数学和游戏一样，轻松又有趣。在教室里，任何用来研究软件如何使用的时间，都是对教学时间的损耗。坐在单向镜的后面，看着受测用户的挣扎，这让我觉得，程序员是最没有资格为新手设计软件的。5 天之后，格雷格和我回到了苹果，我们决定为软件增加反馈功能，就好像我们站在用户身边，亲自为他们阐释。
我们不再是秘密，这也带来了其他的改变。一次对外演示后，一个人电告苹果，声称我们侵犯了他的专利，局面一度混乱，直到我找到了先于他的作品。另一家公司是 Mathematica 的开发商，他们要求苹果移除我们的软件，苹果很礼貌地拒绝了。苹果在为我们撑腰。
11 月，我们进入了紧急模式，每日工作 16 小时，一周工作 7 天，时时感到压力。最后的那段日子做了什么已经成为了模糊的回忆 — 起床、抓起一个面包圈，边吃边开车，工作到精疲力竭为止，然后睡觉，然后重复这样的过程。如果这故事是一部电影，你会见到时针不停的旋转，日历在风中飘散。
1994 年 1 月，项目完成了。图形计算器至此成为了麦金塔的一部分。世界各地的教师把它当作一块动态黑板，描绘抽象的概念。安装这款软件的电脑超过 2000 万台。虽然，它从未正式地存在。
为什么格雷格和我如此荒唐的潜入一家市值 80 亿美元的公司，为它无偿工作？当时，苹果正面临财务困境，所以我们开玩笑说，我俩可是为一家非盈利组织工作。在现实中，我们的动机是复杂的，一部分是因为 PowerPC 令人赞叹的机能，我们希望展示它的能力，就像脊髓抽液中的一句术语：「好了，吸力开到最大！」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值得告诉后人；还有一部分，是关乎男子汉的抱负 — 我们之前从未发售超过 100 万份的软件；重要的是，格雷格和我都认为，创造优质的教育软件对公众有益，我们希望帮助孩子们学好数学，公立学校太穷，买不起软件，所以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出厂前预装到每一台机器中。
除了这些考虑，还有另一些关乎心理和政治方面的问题。我是为了借此走出项目取消所带来的痛苦吗？我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而占用一家跨国企业的资源吗？还是我天真，被一个体系所操纵，以至于极其努力地为了它的利益而工作？我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吗？这么做是因为傲慢和自负，还是想要推动教育事业？
我把这件事看做一项颠覆强权的试验。企业和官僚体系的结构无法避免强权，我没有操控别人的权力，没有预算，也没有下属。我不向任何人汇报，其他人也不用听我的差遣。但数十人自发地进行合作，以忠诚、友谊和对技艺的热爱为动力。我们是黑客，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快乐。
经过 6 个月艰苦的无酬劳动，格雷格无法向他的父母解释正在做的事情。他们不用电脑，唯一阅读的期刊是纽约时报。因此，当项目结束时，我问格雷格是否原意登上纽约时报，好让父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给了我唯一可能的回答：「是的，就这么做。」我俩打赌，输了的人要在萨拉托加的黑羊餐厅（当地一家不错的法国餐馆）请客。老实说，我希望自己输，但我还是打了那个电话…从此，格雷格再也不和我打赌了：1994 年 3 月 11 日，我俩站在我家前院的照片登上了纽约时报商务专栏的头版，同时还有一篇描写苹果、IBM 和摩托罗拉同盟的文章。我认识的一位苹果公关对此极为恼怒，我曾问她是否原意派人接受采访，但她告诉我工程师不允许和媒体接触。对于那些无法被解雇的人，很难讲的通道理，但这篇报道对苹果是正面的，而我们的父母也很高兴。
我们曾想开发 Windows 98 版本，但无奈，微软的安保措施太强了 :p
[作者：罗恩·艾维泽；原文链接]
